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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变问题学生，首先得改变问题教育。改变问题教育，必须改变问题教育的实施者，也就是问题教师和问题家长。”
“有的问题学生是个性化的孩子，在某些方面更有亮点”，但舒仁洪说，在一线教学中学校容易把不太好管理、不听话的孩子都统称为问题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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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杜寒三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泽璇
责任编辑｜钱炜
如果还在公立学校，陈睿风的成绩或许仍然不错。但一堂高中物理课，改变了他的轨迹。在同老师探讨问题，被视作挑战权威后，他多次被老师当众羞辱和体罚。
他逐渐对学校和老师心生恐惧，直至最终休学。送到青少年生命复元学习社区后，陈睿风一度不许身边人喊自己的全名。这会让他想起学校的遭遇，出现心悸等躯体化症状。
包括陈睿风在内，学习社区接收了16名因各种原因休学的孩子。联合创始人邓豪发现，这两年前来咨询的家长，子女年龄越来越小，从初三前移至小学中高年级。
几乎所有受访的教育工作者，都旗帜鲜明地反对“问题学生”这一标签式的称呼。不过他们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如果按世俗的标准，最近几年观察到的“问题学生”数量确实越来越多。
2024年10月26日至27日，第三届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在云南昆明宜良县举行，主题就是“问题学生和问题教育”。原本预计400人规模的论坛，涌进了1100名与会者。论坛主席、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在致辞时开宗明义，“要改变问题学生，首先得改变问题教育。改变问题教育，必须改变问题教育的实施者，也就是问题教师和问题家长。”
吴丽明当了21年高中老师，又曾在浙江丽水缙云县做了12年教育局副局长，他也认同上述观点。在他看来，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扭转应试教育的倾向”。但这也是最难的部分，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校长、老师、家长一起发力，在孩子的健康成长和应试教育间作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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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问题学生”？
舒仁洪办过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他遇到过一个学生，成绩过得去，但每天上学都迟到，还出手打同学，“调皮学生身上的问题，大多都有”。
家访后舒仁洪才知道，学生的家长闹离婚，晚上吵架很晚才能睡觉。学生暴躁是因为没想好父母离婚后是跟父亲，还是跟母亲。“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学生的校内表现是有问题，但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家庭导致的”。
在他看来，所谓的问题学生，是在成长的某个阶段，出现了一些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从而表现出被看作是问题的行为。比如，有些孩子在学校故意捣乱，是因为在家里没得到足够的关注，借此吸引注意力。尽管有的家庭问题，无法通过教育解决，但学校老师给予理解和帮助后，至少不会让孩子的问题更加凸显。
究竟怎样的学生才是问题学生？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退休教师王晓春有二十多年从教经历，后从事教育研究工作。他在2013年再版的《问题学生诊疗手册》一书中，将问题学生分为行为习惯型、厌学型、心理型、品德型和“好学生”型五类。
不过他在书中也强调，教育真正重要的方面是无法量化的，问题学生可能是一个“没有办法说得特别清楚的概念”。
在和同事交流学生的情况时，舒仁洪会避开“问题学生”这样的字眼。“有的问题学生是个性化的孩子，在某些方面更有亮点”，但舒仁洪说，在一线教学中学校容易把不太好管理、不听话的孩子都统称为问题学生。
吴丽明认为，对问题学生的定义至关重要。如果在应试教育的思想下，把思想、行为和习惯影响分数与升学的学生，都看成是问题学生，“问题就比较大”。原因在于这大大拓宽了问题学生的范围，进一步加剧了教育行政部门、老师和家长的焦虑。
如果将很多原本不成问题的问题，看成是问题，用强烈的控制方式对待孩子，反而陷入了恶性循环。
吴丽明举例说，小学低年级学生，注意力维持时间就是比一堂课的课时短，“上课做点小动作，分心看看窗外是正常的”。但不少老师认为，学生上课所有时间都必须专心致志，发现做一次小动作，就会批评一次。
“一个人不可能从来不生病，孩子成长也是同样的道理，在成长过程中难道不会有问题吗？”吴丽明打了个比方，孩子出现问题像是一场感冒，老师和家长应该尊重客观规律，在同情理解的基础上，给予针对性的帮助。感冒痊愈后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正是有问题的出现，孩子才会成长”。
值得注意的是，“好学生”也可能是问题学生，而且问题更为隐蔽。
舒仁洪的学校曾有一个女生，很乖巧，“不会惹什么麻烦，就是心思比较重”。到了初二初三，她的学业逐渐出现困难。高中才上了一学期，就退学了。事后她同舒仁洪说，“学习压得我喘不过气”。
舒仁洪熟悉她家的情况，她打小和外公外婆生活，“供她吃饱穿暖，就已经尽他们全力了”。走到退学这步，并不完全是学业本身的问题，而是面对问题“一直是她自己在扛，她感觉是孤立无援的，在心理上被打败了”。
2018年9月2日，杭州长江实验小学开学，一年级学生迎来小学第一堂课，教室外窗口门框边倚靠着很多围观家长。(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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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病”得最轻的
2022年，舒仁洪办起了幼儿园。这时他发现，小学六年级和初中阶段冒出的“问题学生”，在更早时候就埋下了种子。
幼儿园有个孩子，在和别的小朋友说话前，总是伸手打对方的头。后来舒仁洪观察到，这位家长在招呼自己孩子的时候，也会顺手打一下孩子。在孩子看来，这可能只是一种打招呼的方式。
“很多孩子身上的小问题，是在家庭中习得的”。用舒仁洪的话说，刚开始只是小问题，但如果没有发现、纠正这个问题，到后面可能会发展为更严重的问题。
孩子在成长，如果父母成长的速度赶不上孩子，“就是拖孩子的后腿”。因此他常和家长说，“只有家长好好学习，孩子才能天天向上”。
在第三届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上，北京四中原校长、北京金融街润泽学校校长刘长铭说，当发现一个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孩子是家里病得最轻的，“跟家长一谈话你就明白了，真正严重的病人刚来”。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杨福义长期研究特殊儿童心理与教育。他在2007年发表的论文《问题学生的自我概念研究》中指出，通过对197名工读学校问题学生和136名普通中学学生的研究发现，父母的惩罚与严厉、父母的拒绝与否认以及父亲的过分干涉，与问题学生总体自我概念的发展存在极其显著的负相关。
他还注意到，问题学生的自我概念水平越低，焦虑和抑郁水平越高，表现出的心理健康问题和行为问题也越多。
类似的影响还出现在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中。
邓豪举了个例子，学生对课程内容有不同于老师的思考，这本来是个很好的教学机会。但老师可能只让学生记下知识点，而不是展开讨论。学生心里会产生疑惑，“到底谁是对的？”
而当这份怀疑是关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时，影响就更大了。他进一步解释，当学生被老师认为是调皮捣蛋的、偷懒的或者是问题学生时，面对强大的外部权力，学生对抗不了老师贴的标签，最终把标签贴到了自己身上。“休学的孩子经常觉得自己就是废物。”邓豪说。
吴丽明点出了背后的深层逻辑。在评价体系的指挥棒下，如果分数不高有某个学生的原因，“那么他就会变成众矢之的”。
他解释道，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考核标准制定得非常详细，比如要求开齐开足课程，但这些要求在实际考核中并不一定真正落实到位。而学生成绩虽然不会列入考核内容，却是“教育行政部门评价学校，以及学校评价老师时最看重的”。以评先评优和职称评定为例，班级成绩好的老师往往有更高的优先级。
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温州附属小学校长林昱注意到，这两年问题学生数量越来越多，原因在于“整体的教育环境比较卷”。
“很难把小学完全从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剥离出来。”林昱说，高考成绩是社会对教育质量的重要衡量标准，高考的压力会传递到中考，“高中的老师觉得初中的基础没打好怎么办？”而初中学校又希望小学抓好教育质量。这些压力传递到学校，又传递给基层的班级和学科老师，“有时候老师的教育教学行为，会莫名其妙发生改变”。
家长既感受到了压力，同时也是压力的制造者。
其中一个细节是，越来越多的家长碰见老师，第一句话是问“我孩子成绩怎么样？”而不是“孩子今天在学校开不开心？”在他看来，家长没有很平和地看待教育，也没有从生命健康成长的角度平和地看待自己孩子。
最终这些压力都落在了孩子身上。
邓豪会告诉休学的孩子，“你们是勇敢的人”。他引用社会学家项飙的话，教育系统正在批量生产炮灰。但不是所有学生都勇于说出内心的感受，勇于同父母和社会的不理解抗争。
他们把父母看作最后的希望，寻求理解和帮助，换来的通常又是不解和指责。在经历反复的拉扯，其他表达方式都被父母忽视后，有些孩子会用自伤自残的办法表明“我回不了那个学校”。这时部分家长才开始理解。但邓豪说，有的家长仍会觉得，“你来威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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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管得太少，而是太多
摆在面前的是一道选择题。
“如果一定要争取成为头部学校，会耗费掉很多老师的精力，给孩子增加无谓的学业负担”，林昱认为这没有必要。他给学校的定位是，成绩保持在全区中上左右。在确保40分钟课堂教学有效性、批改好每本作业、辅导好后20%学生的基础上，抽出更多时间开展关注儿童生命成长的活动。
林昱说，作为学校的管理者，首先要做一个价值判断，“学校更关注的东西是什么？”如果目标不明确，由于社会、教育行政部门和家长都关注学习成绩，学校就很可能把学习成绩放到第一位，“很多活都不好干了”。
在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温州附属小学，运动会等大型活动都会征求学生意见。平日还开设了微舞台和微展台，学生报名后可以上台展示才艺，或者分享自己的故事。学生参与的管理社区甚至还讨论通过，忘戴红领巾应该有豁免机会。
林昱感受到了变化，学生们更自信，个性更鲜明，问题学生的数量也相对较少。附近一所对口中学的校长同他讲，这些学生到了初中，学习仍有足够的潜力。林昱开玩笑，“就像熬中药一样，我们还没把孩子榨干”。
刘长铭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
“恨不得孩子3岁学数学，2岁学英语，通过抢跑来占先”。他在前述论坛上说，等到高中毕业，抢出的优势消耗殆尽，该怎么办呢？抢跑时本应发展的能力留下了缺口，与发展更全面的孩子相比，“不仅没有优势，反而处于劣势”。
不光是学校管理者，老师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吴丽明举了个例子，如果学生不会拼音，老师以牺牲和谐的师生关系、学生睡眠和体育活动时间为代价让学生掌握，这就得不偿失，反而促使孩子产生更多的问题。“是为了学生的健康发展，还是知识的得失，有的时候要作出抉择”。
老师是最基层的教学活动开展者，也处在所有利益相关方的交织点上。“家长遇到什么事都会找老师，校长也会找老师要成绩”，邓豪能理解老师的无奈。
他认为，如果老师没有一定的教学管理自由，对待问题学生往往会采取最容易和最安全的方式。比如发现学生不对劲，就转交给学校的心理老师。如果问题更严重，再让家长把孩子领回家。
因此，在他看来，家长是孩子的最后一道防线。“孩子是你自己的，如果你都看不见眼前这个具体的人，看到的全是外部传递的焦虑，我觉得挺遗憾的。”
以家校配合为例，他觉得家长并不是要配合学校的教育，而是要做学校没有做的事，“抓成绩学校做得足够好了，在家里应该抓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全面发展”。他举例说，可以带孩子多去户外跑一跑、跳一跳，周末踢一场足球，这不仅能让孩子得到锻炼，还能获得自由玩耍带来的掌控感。
吴丽明也持相近观点。
据他观察，不少家长缺乏教育常识，“不是管得太少，而是管得太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做得越多，孩子越痛苦”。他举例，孩子有没有吃饱是由父母决定的。有的母亲对孩子说，“这口饭吃掉你才算吃饱。”吃了几口，孩子问，“妈妈，我吃饱了没有？”
这是一种典型的控制，也是家庭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吴丽明说，孩子失去了自主意识，把自己的感觉都交给妈妈了，“这样的孩子往往会出现问题”。
舒仁洪干了近20年教育，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学生。他经常与家长说，“有的花春天开，有的花夏天开，有的花冬天开。无花果虽然看不见花，但也能结果。”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邓豪发现，在学习社区待上一段时间，孩子的状态一旦好转，有些家长对孩子学业的期待又会爆发出来，要求孩子重新回到学校，认为那才是正常的轨道。
“家长并没有放下期待，这份期待只是被藏起来了。”邓豪说。
邓豪请家长写下对子女25岁时的期待。家长的期待和孩子对自己的期待高度一致，独立、健康、勇敢、快乐都是高频词。“高考只是前往这些目标的路径之一，不要让家长活在当下的焦虑里”。
（应受访者要求配资资讯宝下载，陈睿风为化名。南方周末实习生代科卉对此文亦有贡献）